摘要：
2023ESG 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 2023ESG 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9月13至15日在上海黄浦区绿地外滩中心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教授、可持续发展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栋发表了演讲。
“现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而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我们的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已经超过了60%。”郭栋说。
郭栋表示，首先城市占据了全球2%的土地面积，却消耗了超过75%的自然资源，排放了超过75%的二氧化碳。城市的人均排放是农村的三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城市被普遍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
另外，虽然有很多环境、社会问题是超越地域界限的，但其根源都是来自于地方，来自于我们的城市。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城市自然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最后，城市还提供了最为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也是创新就业的温床。在环境资源的限制下，我们不然就要去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然我们就需要去努力创新，寻找开发替代性的资源。
“出于这些原因，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聚焦在城市。换言之，推动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更好地解决城市内部的不可持续问题，正如我们熟知的大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问题，环境、水的污染，教育、医疗的挤兑，传染病以及城市扩张建设对周边环境的破坏。”郭栋说。
郭栋与哥伦比亚大学另外一位教授科恩合著的《可持续城市》，对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意见。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ESG问题，郭栋也进行了分享。
第一，指标的多样性。郭栋认为，这是符合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基本逻辑的，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偏好的凸显”。
“这就是说我们往往更看重物质的多样性，而大量囤积一种商品，其价值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比如我们买一部手机，我们更喜欢去配备智能手表、耳机等一系列周边产品，进而提高手机的使用价值。这些产品之间是互补的，但这时如果选择购入第二部手机，虽然会带来一定的使用价值，但肯定比第一部要小，试想我们买第三部、第四部，意义就不大了。”郭栋说。
郭栋指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引入更多维度的指标才能更加全面地考量社会整体的进步，是否有惠及到更多的人群，是否有伤害到下一代的发展权利。ESG从这个角度上看，与企业践行可持续，对于投资人专注长期稳定的回报来讲，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不应该被否认。
第二，指标的欠缺。郭栋表示，管理学家经常会讲“没有指标就没有管理”，所以我们早期面临的问题是指标的欠缺，早期我们管理的可持续性，或者让企业践行可持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指标的欠缺。
“包括ESG指标及指标框架的不完善，而更大的问题是出现在数据层面，包括数据的缺失以及数据的可靠性。只有指标，但没有及时可靠的数据，我们怎么可以依靠指标来进行决策，来评估进展？”郭栋说。
郭栋认为，现在指标太多，标准太多，如何选择，如何建立可以普遍被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怎样提高数据的获取能力，实际上也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
“我们选择指标往往也是根据有没有数据、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而决定的，这显然是不行的。我觉得数据的欠缺这一点是业界包括学界很少提高的，需要大家更多地重视。”郭栋说。
郭栋举了个例子进行说明：
万得数据库披露的ESG报告的沪深300公司当中，更常披露的环境指标，就是“E”这一块，包括是否就气候变化风险进行过讨论，是否是重点的排污单位，是否就气候变化机会进行过讨论，这一类的定性指标，这是唯一的三个企业披露率超过50%的指标。
“而像环保超标或其它违规次数、废水综合利用率等定量的指标披露反而不到1%。对于社会指标也是一样，是否有客户反馈系统等定性的指标披露率就很高，而兼职人员占比、供应商占比、本地化占比，ESG评估的供应商数量，这些更能说明利益相关方福利的这种定量指标，披露率都是零，治理指标的情况也是类似。”郭栋说。
郭栋表示，披露率低也是因为企业对专业的ESG指标处理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公司需要在理解指标的要求时，得到更多专业的支持，例如碳排放量是衡量环境指数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但很多公司往往对如何计算碳排放并不是很了解，特别是当需要把碳排放细分到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它间接排放的范畴时。
他也指出，还有对于指标背后逻辑的理解有所欠缺。
“公司不是很理解很多指标背后的逻辑，导致披露的角度和内容无法满足监管和资本市场关注这些指标本身的动机。例如港交所要求供应商区域分布的情况，其实是为了鼓励本地化采购，减少运输过程当中的碳排放，但是公司可能并不了解哪些ESG指标对其股东、其它利益相关方和外部评级机构会不会重要，所以他们会选择披露难度小而非是最重要的指标的数据。”郭栋说。
郭栋也表示，在大量的指南面前，很多公司并不清楚究竟需要去披露哪些ESG信息。
“标准繁多，光框架就有20多种，再加上成百上万个KPI，仅在沪深300的300家公司里，有多家的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学术机构颁发的ESG指南就十好几种，而对第三方评级机构而言，因标准不一，计算方法也不一样，同时这些数据都是由公司自己提供的，很少经过第三方验证，而且这些机构在设定不同指标权重时，随意性也决定了针对同一家公司，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可以大相径庭，这就与企业的信用评级很不一样了，不同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几乎相差无几，但是你要找五家ESG评级机构给同一家公司打ESG评级，相差会非常之大，这就给了投资人以及利益相关方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使ESG的可信度、采用度都大打折扣。”郭栋说。
ESG到底是否可以给企业增加财务和金融绩效、市场的超额回报？在郭栋看来，这个问题很复杂，如美国市场当中的ESG基金跟大盘指数基金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反而是因为贴上了ESG的标签，收取了更高的费用。
郭栋称，目前中国市场的ESG基金也很多，增长也很快。表面上看，尤其是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似乎是有超额回报的。但仔细看来，这个基金选择的标的，实际上与成长性的基金没什么不同。
“我之前让我的学生做过一些研究，看2022年表现比较好的一只ESG基金，前十持仓中六家都是白酒公司，而很多西方的ESG标准，首先要剔除的可能就是酒类公司，另外当然还有军火商、赌场等。当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文化不同，ESG标准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但即使考虑使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也很难看出为什么白酒公司比起其它企业怎么就做到清一色的更加可持续，需要在十个大的持仓当中占到六个席位。”郭栋说。
郭栋表示，目前没有确凿的研究表明，包括经济学、金融学这种比较严谨的有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ESG可以带来市场的超额回报。如果剥开来看，很多ESG单项指标都与某些财务绩效指标是相关的，特别是针对公司内部的绩效指标，比如考虑回收再利用、减少废物，这些指标可能是与E相关，它会带来成本的降低，也可能会提高利润率。
“同时，我们也发现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ESG会降低财务指标，最起码没有一个反向的或者是一个负的相关。”郭栋说。
郭栋指出，很多ESG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比如通过绿色声誉或者是员工的认可度等，间接影响到了财务绩效。考虑随着时间的拉长和环境、气候等限制的增加，也许这些间接关系会变得更加明了，直接的关系变得更加明了。
“总的来讲，ESG的回报研究还很多，数以千计，同时财务绩效指标也有很多，包括EPS、股价、销售额、利润率等等，ESG的指标就更多的。所以，整体的研究结果，我们要总结来看，某些ESG指标在某些时期，对某些财务指标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就ESG整体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ESG和财务绩效尤其是和金融市场的表现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广泛的中性关系，尤其是投资人在意的，在相对较短的回报周期当中。”郭栋说。
郭栋表示，也不需要过分地悲观，因为不管是ESG还是可持续，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概念，甚至涉及到代际公平。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的还是短期的时间框架，这就可能会错过ESG更大的、更长期的一些好处。
在他看来，环境的可持续性，从本质上与长期的时间框架是相关的，从而可能降低它短期的显著性。要考虑市场的话，市场可能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正确地去评估ESG的作用对公司整体的估值去发生改变。
“目前公司股票市场的估值尚未纳入ESG，金融市场在意风险与回报，目前还处在一个如何去计算气候风险，并将气候风险纳入估值模型的时候。所以，在市场给予认可之前，基本上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积累这个财务利润，可能市场最后才会成为一个新的估值、价值。”郭栋说。
提到数据问题，郭栋称，从ESG的兴起到现在经历了很短的时间，我们还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时间轴的数据去验证ESG是否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带来稳定且超额的回报。
“当然对于很多投资人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而言，超额的市场回报可能也不是目的，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摒弃这种投资人或股东权益至上的一种传统的理论，而真正去践行可持续和ESG真正推崇的三重底线的理论，在重视经济回报的同时，我们需要同等重视企业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建立平行的评估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将非财务绩效货币化。”郭栋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郭栋：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企业界的领袖，各位来宾、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很遗憾没能来到现场，参加2023年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只能在线上与大家见面，但还是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新浪财经尤其是中信出版集团的邀请，我也是近期与中信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可持续城市》一书的中文版。
现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而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我们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我们的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已经超过了60%。城市占据了全球2%的土地面积，却消耗了超过75%的自然资源，排放了超过75%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计算城市的人均排放是农村的三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城市被普遍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战场。
另外，虽然有很多环境、社会问题是超越地域界限的，但其根源都是来自于地方，来自于我们的城市。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城市自然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
最后，城市还提供了最为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也是创新就业的温床。在环境资源的限制下，我们不然就要去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然我们就需要去努力创新，寻找开发替代性的资源。
出于这些原因，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聚焦在城市。换言之，推动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更好地解决城市内部的不可持续问题，正如我们熟知的“大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问题，环境、水的污染，教育、医疗的挤兑，传染病以及城市扩张建设对周边环境的破坏。
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另外一位教授科恩教授合著的这本《可持续城市》，对上面所说到的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这儿希望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虽然城市对于解决可持续问题很重要，但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ESG。近期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对ESG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因此我们还是希望就此题目与大家分享几点我的看法。
首先，指标的多样性是符合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基本逻辑的，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偏好的凸显”，这就是说我们往往更看重物质的多样性，而大量囤积一种商品，其价值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比如我们买一部手机，我们更喜欢去配备智能手表、耳机等一系列周边产品，进而提高手机的使用价值。这些产品之间是互补的，但这时如果选择购入第二部手机，虽然会带来一定的使用价值，但肯定比第一部要小，试想我们买第三部、第四部，意义就不大了。因此，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引入更多维度的指标才能更加全面地考量社会整体的进步，是否有惠及到更多的人群，是否有伤害到下一代的发展权利。
ESG从这个角度上看，与企业践行可持续，对于投资人专注长期稳定的回报来讲，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不应该被否认。
第二我想强调的是，管理学家经常会讲“没有指标就没有管理”，所以我们早期面临的问题是指标的欠缺，早期我们管理的可持续性，或者让企业践行可持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指标的欠缺。包括ESG指标及指标框架的不完善，而更大的问题是出现在数据层面，包括数据的缺失以及数据的可靠性。只有指标，但没有及时可靠的数据，我们怎么可以依靠指标来进行决策，来评估进展？
现在指标太多，标准太多，如何选择，如何建立可以普遍被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怎样提高数据的获取能力，实际上也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我们选择指标往往也是根据有没有数据、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而决定的，这显然是不行的。我觉得数据的欠缺这一点是业界包括学界很少提高的，需要大家更多地重视。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万得数据库披露的ESG报告的沪深300公司当中，更常披露的环境指标，就是“E”这一块，包括是否就气候变化风险进行过讨论，是否是重点的排污单位，是否就气候变化机会进行过讨论，这一类的定性指标，这是唯一的三个企业披露率超过50%的指标。而像环保超标或其它违规次数、废水综合利用率等定量的指标披露反而不到1%。对于社会指标也是一样，是否有客户反馈系统等定性的指标披露率就很高，而兼职人员占比、供应商占比、本地化占比，ESG评估的供应商数量，这些更能说明利益相关方福利的这种定量指标，披露率都是零，治理指标的情况也是类似，我在这儿就不一一赘述了。
披露率低也是因为企业对专业的ESG指标处理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公司需要在理解指标的要求时，得到更多专业的支持，例如碳排放量是衡量环境指数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但很多公司往往对如何计算碳排放并不是很了解，特别是当需要把碳排放细分到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它间接排放的范畴时，我们讲的scope1、scope2、scope3的排放。
还有对于指标背后逻辑的理解有所欠缺，公司不是很理解很多指标背后的逻辑，导致披露的角度和内容无法满足监管和资本市场关注这些指标本身的动机。例如港交所要求供应商区域分布的情况，其实是为了鼓励本地化采购，减少运输过程当中的碳排放，但是公司可能并不了解哪些ESG指标对其股东、其它利益相关方和外部评级机构会不会重要，所以他们会选择披露难度小而非是最重要的指标的数据。
另外，在大量的指南面前，我们有很多指南，很多公司并不清楚究竟需要去披露哪些ESG信息。标准繁多，光框架就有20多种，再加上成百上万个KPI，仅在沪深300的300家公司里，有多家的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学术机构颁发的ESG指南就十好几种，而对第三方评级机构而言，因标准不一，计算方法也不一样，同时这些数据都是由公司自己提供的，很少经过第三方验证，而且这些机构在设定不同指标权重时，随意性也决定了针对同一家公司，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可以大相径庭，这就与企业的信用评级很不一样了，不同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几乎相差无几，但是你要找五家ESG评级机构给同一家公司打ESG评级，相差会非常之大，这就给了投资人以及利益相关方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使ESG的可信度、采用度都大打折扣。
这是ESG指标和数据的一点看法。
最后一点是企业和投资人最想知道的，就是ESG到底是否可以给企业增加财务和金融绩效、市场的超额回报。这个问题很复杂，比如美国市场当中的ESG基金跟大盘指数基金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反而是因为贴上了ESG的标签，收取了更高的费用。目前中国市场的ESG基金也很多，增长也很快，大家都了解。表面上看，尤其是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似乎是有超额回报的。但仔细看来，这个基金选择的标的，实际上与成长性的基金没什么不同，比如我之前让我的学生做过一些研究，看2022年表现比较好的一只ESG基金，它前十持仓中六家都是白酒公司，而很多西方的ESG标准，首先要剔除的可能就是酒类公司，另外当然还有军火商、赌场等。当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文化不同，ESG标准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但即使考虑使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也很难看出为什么白酒公司比起其它企业怎么就做到清一色的更加可持续，需要在十个大的持仓当中占到六个席位。当然如果撇开这个不谈，遗憾的是目前没有确凿的研究表明，包括经济学、金融学这种比较严谨的有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ESG可以带来市场的超额回报。如果剥开来看，很多ESG单项指标都与某些财务绩效指标是相关的，特别是针对公司内部的绩效指标，比如你要考虑回收再利用、减少废物，这些指标可能是与E相关，它会带来成本的降低，也可能会提高利润率。
同时，我们也发现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ESG会降低财务指标，最起码没有一个反向的或者是一个负的相关。
另外，很多ESG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比如通过绿色声誉或者是员工的认可度等，间接影响到了财务绩效。我们考虑随着时间的拉长和环境、气候等限制的增加，也许这些间接关系会变得更加明了。接的关系变得更加明了。
总的来讲，ESG的回报研究还很多，数以千计，同时财务绩效指标也有很多，包括EPS、股价、销售额、利润率等等，ESG的指标就更多的。所以，整体的研究结果，我们要总结来看，某些ESG指标在某些时期，对某些财务指标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就ESG整体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ESG和财务绩效尤其是和金融市场的表现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广泛的中性关系，尤其是投资人在意的，在相对较短的回报周期当中。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过分地悲观，因为不管是ESG还是可持续，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概念，甚至涉及到代际公平，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的还是短期的时间框架，这就可能会错过ESG更大的、更长期的一些好处。
环境的可持续性，从本质上与长期的时间框架是相关的，从而可能降低它短期的显著性。要考虑市场的话，市场可能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正确地去评估ESG的作用对公司整体的估值去发生改变。目前公司股票市场的估值尚未纳入ESG，金融市场在意风险与回报，目前还处在一个如何去计算气候风险，并将气候风险纳入估值模型的时候。所以，在市场给予认可之前，基本上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积累这个财务利润，可能市场最后才会成为一个新的估值、价值。
提到数据问题，从ESG的兴起到现在才经历了很短的时间，我们还没有足够长时间的时间轴的数据去验证ESG是否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带来稳定且超额的回报。
当然对于很多投资人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而言，超额的市场回报可能也不是目的，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摒弃这种投资人或股东权益至上的一种传统的理论，而真正去践行可持续和ESG真正推崇的三重底线的理论，在重视经济回报的同时，我们需要同等重视企业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并建立平行的评估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将非财务绩效货币化。
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就分享就这么几点，谢谢大家，在此也祝愿本届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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