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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证券报 刘怡鹤 年初至今，ChatGPT及其背后的人工智能（AI）大模型吸引全球科技巨头展开新一轮竞赛。与此同时，全球也在加强对新一代AI技术及应用的科学有效监管... 来源：上海证券报 刘怡鹤
年初至今，ChatGPT及其背后的人工智能（AI）大模型吸引全球科技巨头展开新一轮竞赛。与此同时，全球也在加强对新一代AI技术及应用的科学有效监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月11日发布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同日，美国商务部就如何为AI制定问责措施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此前，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也针对这一领域出台了相关监管措施。
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企业代表及专家了解到，AI大模型目前具有高度不可解释性和潜在不可控性，隐私与数据安全、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风险已初步显现。在AI大模型指数级发展势头下，科学有效的监管迫在眉睫，要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全球加强AI监管
在华为、百度、商汤科技等科技巨头纷纷拿出其AI大模型“秀肌肉”之际，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意味着我国生成式AI行业即将迎来首份监管文件。
征求意见稿明确，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聊天和文本、图像、声音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人，需承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涉及个人信息的，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当地时间4月11日，美国商务部就如何为AI制定问责措施正式公开征求意见。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该机构希望建立针对AI模型可信度、合法性和道德准则等的审查制度。
3月底至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AI领域加强监管。意大利数据隐私监管机构以涉嫌非法收集个人数据、缺乏未成年人年龄核实等理由下令暂时禁止使用ChatGPT。随后，德国有关部门表示了采取类似措施的可能性。加拿大也开始对ChatGPT背后公司OpenAI展开调查。
在监管政策方面，欧盟正在讨论的《人工智能法案》，也考虑将AI大模型带来的新情况纳入监管范围内，例如，监管没有人类监督情况下生成复杂文本的行为。英国近期发布的《支持AI创新的监管方法》白皮书中也提出了该领域的监管框架。
不可解释性为AI大模型终极风险之源
在专家看来，政府加强监管缘于对AI大模型潜在风险的担忧。
“AI大模型虽然诞生于算法工程师编写的代码，但大模型神经网络之间的连接却是自发生成的，这使得开发者都无法对ChatGPT生成的内容做出解释。”AI绘画平台无界版图AI联合创始人马千里说。
“算法高度黑箱化”在现阶段呈现为较差的可解释性。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未来大模型更智能、应用范围更广泛，将进一步出现失控的风险。这引发了人们对AI的终极担忧——如果AI觉醒产生意识，是否会危害人类？
具体到现实应用层面，隐私与数据安全风险率先受到监管关注。“用户使用AI大模型工具时，通过对话的方式向其输入许多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被AI大模型的开发者所掌握和利用，存在个人隐私或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另外，人机对话中的信息能直接反映出用户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利用这些数据，AI大模型开发者可以形成更实时精准的用户画像。”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丁波涛表示。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史占中看来，ChatGPT能在极短时间内回答用户的问题，但在缺乏内容审核的情况下，尤其若被别有用心的用户滥用、诱导，ChatGPT能轻易生成违法违规等危害性的内容。
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内容审核机制却存在相当大的难度。“ChatGPT目前已经在全球拥有上亿用户，若用户量进一步增加，将几乎实时性地产生无限级的应用和无限级的算法创造。这种审核难度，远远超过了当前抖音、小红书等算法推荐式社交平台对有限内容的审核难度。”马千里说。
OpenAI近期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研究了ChatGPT使用的GPT模型和相关技术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至少80%的美国劳动力会受到大模型影响，其10%的工作会被替代；19%的美国劳动力将有超过50%的工作被替代。
不过，从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专家认为，对于AI冲击劳动力市场无需过度恐慌。“部分岗位被替代的同时，也将有更多岗位被创造出来。正如汽车出现以后，马车夫失去了工作，但创造了汽车制造、驾驶、维修等更多新岗位。”史占中说。
监管应平衡鼓励创新与风险防范
尽管对于AI大模型存在的风险，全社会仍需持续发现与研判，但从上述国家的监管发声及举措来看，不能因噎废食。风险背后，是AI大模型强大的生产力与创造力有望大幅提高全社会的效率。
我国作为人工智能创新大国，早在2019年就提出了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八项原则，包括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等。在此基础上，征求意见稿表示，国家支持人工智能算法、框架等基础技术的自主创新、推广应用、国际合作，鼓励优先采用安全可信的软件、工具、计算和数据资源。
对于意大利等国采取的较为激进的措施，马千里认为，这些国家缺乏独立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正因在大模型产品消费国的立场上，所以更强调保护本国及本国用户的利益。史占中认为，短期来看，这仅是一种阶段性的缓兵之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一方面要关注其他国家对AI监管法规的变化，避免AI领域国内外技术与经贸交流合作中的合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等做法，加强和改进我国AI治理体系。”丁波涛说。
丁波涛同时表示，要加强监管体系和手段创新，突破静态、固化的监管方式，通过沙盒监管、敏捷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更平衡地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
